疫情之后,他们帮湖北感染医护疗伤

  史占彪的第一站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被媒体称为“全民抗疫阻击战最早打响的地方”、这场疫情的风暴眼。在这里,史占彪碰到一位主动求助的护士。

  抑郁等心理问题却在逐渐显现

  北京到武昌的高铁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上座率。一路上他戴着口罩、护目镜,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下车的瞬间,史占彪看到隔壁轨道上二三十个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忙碌身影,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这儿就是疫情中心了。

  和史占彪聊过几次后,她尝试关灯睡觉。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同时也停了安眠药。第二天吃了安眠药,成功了。再后来,慢慢安眠药也停了。现在,生活在逐步恢复正常。

  “安心计划”成员、心理咨询师孙秀丽碰到过一个案例。一位89年出生的男医生,1月初感染、治愈,休息两周后复工,随后复阳,又治疗,再复工。复工后非常忙碌,形容自己回家就跟虚脱了一样。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早上出门,孩子没醒,晚上回家,孩子睡了。

  打赢心理防疫战、找回安心感,是后疫情时期,一线医务人员要面对的第二个战场。

  “我们真的不是去‘治疗’,而是创造一个出口,让他们能够表达出来。”李静说。

  史占彪就接触过一个案例。一位感染新冠的护士长,康复后回家,整整46天无法关灯睡觉。她关上灯,就会想起那位23岁的新冠患者——入院时状态很好,几天后,人就没了。她不能看疫情相关报道,不能听人谈及新冠肺炎,否则会全身起鸡皮疙瘩。

  这时候,史占彪和团队成员就会告诉他们:新冠病毒确实很厉害,但人们怕的是病毒,不是你,社交距离本身就是做好防护的一部分。

史占彪(左四)和团队成员史占彪(左四)和团队成员

  听了她的自责,史占彪问,父亲患病过程中,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事?她说,她一直在想办法联系病床,找最好的医院,和父亲视频。前一年也给父亲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买了蛋糕和衣服,爸爸很开心……

  在和李静的沟通中,男孩反复说,他一定要坚强。

  过去半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心理支持项目“安心计划”负责人史占彪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帮助感染医护走出疫情伤痛,回归正常生活。

  疫情正在远去,留给一线医护人员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却在逐渐显现。

  几次之后,男孩主动问,“李老师,我可不可以多跟你聊聊?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经过四五次的咨询后,李木子的状况好了很多。4月份,也已经顺利生产。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系列纪录片之《安心》

  3月,她的父亲也因新冠肺炎去世。母亲整理父亲遗物时眼泪止不住地落,她站在一边手足无措,心里难过得紧,却不知该说什么。又不敢哭,怕影响胎儿健康。就这么熬着。

  “安心计划”成员、心理咨询师李静为一位放射科女医生提供过帮助。女医生自己被感染新冠,随后母亲也被感染,姨丈在感染后去世。她几乎被自责吞噬:医者不能自医,还给家人带去了灾难。她说,在接到李静的电话前,内心的痛苦不知道要跟谁说。

  李静遇到的一位殉职医生的孩子,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疫情给医护群体带来的身心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比如焦虑、抑郁、烦恼、倦怠、失眠、脾气暴躁。有5%-10%是比较严重的,甚至还会有一些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史占彪说。

  和这位护士一样不开心的,还有湖北某地级市的一位叫李木子(化名)的护士。她1月份感染新冠,那时肚子里的孩子已经6个月。她自己捡回一条命,但时时担心胎儿是否受影响和还在一线的医生丈夫。

  “他们为我们拼过命,我们必须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支持。这一年里,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他们。”史占彪说,希望通过专业心理支持,让一线的医务人员少一点苦难、折磨、创伤,多一分自由、自在和安宁。

  “医务人员比我们想象的有韧性,特别能扛。”“安心计划”成员、心理咨询师王雪梅说,医务人员有医学背景,尊重常识,也能接受“我有病了,我需要治疗”。一旦建立起这种意识,改善自己的意愿就会非常强烈,自我调整的力量也很强大。

  2020年4月11日,解封第四天,史占彪抵达武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3月中下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以下简称: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心理支持项目“安心计划”开始试运行,为基金资助的部分感染医务人员、殉职医务人员亲属提供免费心理咨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占彪和他的团队负责“上门服务”。

  “能感觉到他是撑着的状态。”孙秀丽说,这位男医生预约了好几次,最终只聊过两次。

  和所有新冠病人面临的问题一样,感染医务人员同样需要面对被歧视、重新融入的现实。

  3月底,史占彪给李木子打了第一个电话。

  李静反而更担心他的过度责任感。于是开导他,其实你可以哭的,你难受才是正常的。

  “创造一个出口”

  “我身边很多人连口罩都不会戴,但好像还挺开心的。我知道得越细,懂得越多,过得越苦。这是为什么?”她问。

  “医生群体不善于打开内心、袒露脆弱。如果没有人陪伴梳理,事情可能就这么过去了,但压力没有释放,只是被压抑了。”孙秀丽说,“不是只有很伤心、很难受的时候才需要心理支持。”

  “ 这些人(自己)走出来是很难的。但我们真的去做也就没那么难了,专业人员的陪伴还是很重要。”史占彪强调说。

抗疫一线医务人员抗疫一线医务人员

  原标题:疫情之后,他们帮湖北感染医护疗伤

  一些医务人员呈现出明显的PTSD。疫情时,一线医护每天眼睁睁看到有病人现场倒下,家属甚至来不及见最后一面。当时过境迁,但这些场景还留在脑海里,时常闪回。

战疫一线医务人员战疫一线医务人员

  一位康复的科室主任,被日常的同事聚会拒之门外,后来他慢慢习惯,甚至碰到别人握手,都会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柳叶刀》刊发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中国新冠疫情中近1/6医务人员有心理困扰。《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则显示,在疫情暴发期,武汉医务人员中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困扰的比例高达71.5%。

  《柳叶刀》发表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中,中国一线医护人员心理困扰、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分别为15.9%,16.0%和34.6%。《美国医学会杂志》研究则发现,在疫情暴发期,受访医护人员中,心理困扰的比例达到了71.5%。

  第二战场

  “任何人碰到这个情况,都不可能比你做得更好。”史占彪循循善诱: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和传承,他还带着外公的愿望和期待。

  一位痊愈后复工的医生回忆,他中午端着饭走进科室,同事便端着饭出门了;

  被忽略和被压抑的

  “疫情中,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承受了很多压力。但他们真的不是弱者。”王雪梅说。

  比起那些主动求助,那些被忽略和被压抑的情绪、心理问题,更值得被关注。

  这位护士觉得自己可能生病了。去年12月底开始,她每天都在门诊,见过很多心碎的场面,比如老人家跪在医生面前求床位。疫情持续的四个多月,工作倦怠感更强,越来越冷漠了,不想和老公、孩子亲近,不想联系朋友,工作也觉得没意思。

  和李木子一样,内疚自责是医务人员最高发的负面情绪。

  不过,让史占彪们欣慰的是,那些被忽略和被压抑的,正在被重视起来。当心理咨询师拨通医务人员电话后,一些人会说自己特别珍惜这样的对话机会,目前状态还可以,但想询问以后是否还能得到持续的帮助和支持,“能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再联系?”

  这位刚满18岁的男孩,父亲是乡村医生,1月份感染新冠去世。母亲是残障人士。因为父亲生前备受村民爱戴,社会也给了这个家庭很多荣誉。他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也主动表示要担起责任,好好成长,照顾母亲。

  关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占彪故事

史占彪为医务人员提供心理支持史占彪为医务人员提供心理支持

  “当然可以。”一位参与“安心计划”的心理咨询师说,她从医护们的态度中,感受到了这个服务项目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她们面临的问题只是疫情之后医护心理问题的一个侧面。

  疫情正在远去,留给一线医护人员的焦虑

  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李木子在电话里倾诉的全是内疚,总觉得父亲的死与自己有关,甚至怨恨肚子里的宝宝——如果没怀孕,是不是就可以照顾父亲、父亲就能活过来了呢?

史占彪为医务人员提供远程心理支持史占彪为医务人员提供远程心理支持

  此前汶川地震、天津爆炸等灾后心理援助的经验告诉史占彪,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心理干预和日常心理咨询不同,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谦卑的姿态主动提供“上门服务”——医护群体工作很忙,可能没有动力主动寻求对话。

  一位92年出生的护士,因为感染新冠,她的母亲去亲戚家也遭遇冷眼;

史占彪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史占彪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截至2020年8月,字节跳动医务基金累计金额4.46亿元,为3732名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了资助。“安心计划”为其中202名需要支持的医务人员提供了免费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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