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高科技产业内生式增长机制与演化规律研究

高科技产业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焦点，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期，急需建立高科技产业的内生式增长机制，并保证高科技产业的健康演化。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以海内外高科技产业典型模式和国内五省市高科技产业为例，利用回归分析法和主成份分析法对高科技产业内生式增长机制和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本文认为，内生因素、内生模式、内生需求共同构成了高科技产业内生式增长的内涵。高科技产业内生式增长的微观动力表现为从创意到创业，进而依靠创新实现产业发展的微观过程。从高科技产业内生式增长的成长形态来看，高科技产业有明显的从“种子企业”，到加速成长，最终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内生式成长过程。作为承担高科技产业要素配置功能的组织载体，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内在功能实现载体，必须从企业、产业、机制三个层面剖析产业组织对高技术产业的作用。高科技产业的演化，是高科技产业系统由一种相对平衡与稳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相对平衡与稳定状态的过程。在演化中，高科技产业系统的参与者、产业行为、产业层次等呈现出新的态势。高科技产业的演化表现为高科技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优化升级的变动过程。影响高科技产业演化的因素主要有需求因素、生产要素供给因素、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因素和对外贸易因素。高科技产业的演化可表现为生物学形式、自组织形式和自适应形式。技术进步因素是影响和决定高科技产业内生增长资源配置的核心，结构因素影响和决定高科技产业内生增长资源配置效率，制度因素影响和决定高科技产业内生增长资源配置方式。高科技产业内生式增长机制，就是高科技产业通过以R&D、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溢出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因素以及结构因素、制度因素的互动，充分挖掘产业内部潜能、激发产业自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的高科技产业增长机制。高科技产业演化路径是高科技产业演化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高科技产业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及其组合决定了高科技产业演化路径，高科技产业的演化有创新路径、选择路径和扩散路径，并可能产生路径依赖。高科技产业内生因素是高科技产业形成的催化剂，内生增长是高科技产业演化的驱动力。高科技产业内生增长机制同高科技产业演化规律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高科技产业的演化是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往复性的、螺旋式发展的过程，经历孕育期、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分化期五个阶段。同时，高科技产业演化具有深刻的非技术机理。本文首次使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对高科技产业内生增长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高科技产业增长因素的贡献率中，传统因素仍占主要地位，内生式增长机制对高科技产业的贡献率偏低，北京、上海、广东、湖北、陕西分别为56.54/43.46、63.45/36.55、64.02/35.98、67.2/32.8和69.97/30.03，高科技产业内生式增长机制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并从东部向西部递减。技术进步因素是支撑高科技产业内生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根据测算结果，北京、上海、广东、湖北、陕西技术进步因素对高科技产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57、33.63、35.22、25.53和22.17。制度因素对东部省市高科技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表现不明显。产业结构因素对高科技产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57、2.89、0.75、6.04和0.14，表现明显。本文根据高科技产业演化成熟度概念，通过对五省市基于产业创新能力、产业扩散能力和产业选择能力的高科技产业演化成熟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在产业创新能力方面，广东、上海、北京、湖北、陕西的产业创新能力指数分别为5.47771、1.40991、1.227、-2.9247和-3.736。在产业扩散能力方面，北京、上海、湖北、陕西、广东的产业扩散能力指数分别为3.22483、1.80161、-0.9865、-1.8878和-2.1521。在产业选择能力方面，北京、湖北、广东、陕西、上海的产业选择能力指数分别为1.47527、1.40434、0.61909、-1.15845和-2.34024。从高科技产业整体演化成熟度来看，广东的产业演化成熟度最高，达3.24998，上海其次，为1.042，北京第三，为0.81323，下面依次为湖北（-2.01481）、陕西（-3.09039），东部三省市的高科技产业演化成熟度明显优于中西部省市。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创新能力做为高科技产业内生式增长的重要因素，在高科技产业的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成为高科技产业演化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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